清華大學55歲的保潔阿姨邢國芹完成了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在沒有樂理基礎、看不懂五線譜的情況下，她依靠下班后偷偷自學，彈出了一曲蕩氣回腸的《我的中國心》。她的一夜爆紅再次說明氛圍的重要性。正如她自己所言：受清華藝術教育中心的工作環境感染，愛唱歌，也喜歡聽鋼琴演奏。可想而知，假如她身處于一個渾濁的環境里，周圍人渾渾噩噩地活著，她還會有此清趣上心嗎？很難！

“北大保安哥”的故事，亦能說明這一點。北大保安許文龍英語詞匯量超一萬五，不僅考上了本科，還立志考研。有媒體報道過，到2016年，北大保安考上大學的人數增加到500人，其中大部分是大專，少量本科，還有12名研究生。某種程度上，他們是現實版的“掃地僧”。

氛圍之重要，并不只體現于制造一個個“掃地僧”，而是讓沉浸其間的后生，得到某種有益的啟示，從而改變成長路徑，甚至改變命運。

作家汪曾祺回憶過，其祖父喜歡喝了酒一個人在屋子里大聲背唐詩，汪曾祺的父親則精通金石書畫，還拉得一手好胡琴。汪曾祺認為父親對他的人生影響大。明朝大畫家唐伯虎的父親，雖然是一個生意人，但讀過書，向有“賈業而士行”之稱，對兒子的讀書從仕頗有期望。

這兩家都是當地商戶，但唐伯虎和汪曾祺沒有成為生意人——唐伯虎荒村賣畫顯然不能算入“從商”——其所面對的氛圍和家教，功不可沒。

這些例子讓我想到兒童時期受到的民俗藝術啟蒙。我七歲時，經常在外婆家做客，觀其剪紙，某日悄然尋些紅紙，照葫蘆畫瓢，剪出雙“喜”字來，令小小的山村之家起了一陣波瀾。

我小時候生活的村子，文化氣息不濃。但我那從蘇州退休回鄉的爺爺把線裝“三國”視為生命，我的堂叔愛在煤油燈下讀知識類雜志，我的表叔愛寫作且善刀刻門箋，他們在下意識中為我搭建起了一個藝術熏陶的空間。這個空間，不同于我的農民母親、藥師父親所建立的成長環境。但兩者是并存的、互相“貫穿”的，例如，我的父親母親雖然毫無文藝細胞，但他們會省吃儉用為我適當訂閱書報。

我十歲就“看會了”表叔的刻門箋技藝，十二歲就接過表叔的活，為自家和親友家完成這項事務，還能自己設計出門箋圖樣，并由此愛上了篆刻。十三歲時，我就用堂叔送我的廢品站白紙裝訂出文學筆記本，開始摘抄文學名句。我日后能成為一個帶著文學夢想遠行且半輩子寫字為生的“手藝人”，而不是一個在村莊的一畝三分地自我滿足的人，該感謝的是這個粗陋卻溫馨的文化氛圍。我并不可為此自命不凡，但顯然，這個難能可貴的氛圍讓我發現了更多活著的意義，找到了更適合自己的活法。

很多人為了把孩子培養好，注重請名師、找路徑、聽“寶典”，忙得不亦樂乎。這些方面不能說不重要，但肯定不是主要的。很多時候，孩子自身是有從善意識及識別能力的。與其對其滔滔不絕地規訓，不如讓他們置身于一個富含人文“營養”里，允許他們自我作出“選擇”——大人大可放手，只需在孩子關鍵的關口，給予一些適當的建議即可。

為此，家長還需避免孩子走入“氛圍誤區”。“孟母三遷”的典故揭示了“壞”氛圍的“壞”影響。人都是有惰性的，也很容易受環境影響。積極向上的環境促人發憤，消極低迷的環境誘人沉淪。我曾用過一個筆名“費十年”，意思是懊惱青年時代，浪費過不少時光。在很長一段時間里，我不怎么讀書寫作了，成天和他人鎖上門打撲克，越打越沉迷，導致書桌布滿灰塵。那時身邊很多人也如此，被紙牌娛樂簡單粗暴的快樂所“控制”。直到我被罵醒。

還應該看到，適合成長的氛圍是不夠的——事實上氛圍可謂“成功”的首要條件——還得有遠大的志向，還得勇于追求。有人身處詩書家庭，卻走上歧途，何故？胸無大志，極易自我滿足、被更多誘惑“劫持”。

有自我要求，內在驅動，志向、意志之堅，至關重要。這位清華保潔阿姨被音樂氛圍感染的結果其實是有多種的，例如，被音樂迷倒，自此愛上聽鋼琴曲——這已經不簡單。但她的夢想是“進階”的，她想成為一個“演奏家”。她需要這份“更大目標”激蕩起的雄心。惟其如此，她才會“自討苦吃”，邊哼著歌，邊去按琴鍵，嘗試把歌曲的調找出來，反復摸索。

沒有向上之志，就沒有努力的方向。一個思想前進了三千里的人，才能用心自己的行動為之發憤。如此，即使是一名保安，一名保潔阿姨，許多人眼中的“底層”，也可以通過后天的奮斗，“鶴立雞群”，卓爾不凡。

周星馳有一句的臺詞：做人如果沒夢想，那跟咸魚有什么分別?“滿足”現有環境、小小的突破，是有害的意識。相反，在平凡的人生境遇中，立志成為一個特別的人、一個更“厲害”的人，滿滿的內在動力，幫助一個人克服困難，為了夢想而奔跑不息。